“参与光盘打卡可碳减144克，获5积分；扫码乘坐公交，可碳减80克，获10积分……”通过碳普惠机制，如今公众的绿色行为可以量化，还能转化为具体的积分或奖励，积分可用于兑换绿色消费券等产品，激励公众参与低碳行为。

而碳普惠机制的落地，离不开低碳减排场景标准和落地平台的建立。为推动消费端减碳，近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和绿普惠碳中和促进中心、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绿普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联合众多机构发布了《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 行：充电桩》与《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 住：智能垃圾分类》两项新团体标准，新标准已于12月起施行。

至此，《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涵盖住、行、办公等类型13个场景的系列标准。

拓展低碳场景，确保评估科学、公正

居民生活和消费领域的碳排放不容小觑。据中国科学院报告显示，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 个人消费端碳减排不仅能节约社会资源，还会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陶岚告诉记者，“聚焦居民生活、消费场景不断出台团体标准，旨在精准测算和评估公民绿色行为的碳减排量，持续为消费领域的公众碳减排量提供衡量‘标尺’，激励公众践行绿色行为。”

标准的出台也是紧跟城市化发展，与时俱进的。陶岚介绍，比如刚出台的充电桩指南，关注到“双碳”目标下，我国新能源车行业迎来蓬勃发展，充电桩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作用日益凸显。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充电桩充电行为产生的碳减排效果，成为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便针对这一低碳减排场景进行量化评估，供公民个人及充电桩运营单位适用。

出台的智能垃圾分类指南，则关注到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生活垃圾处理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智能垃圾分类在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科学合理评价智能垃圾分类产生的降碳效果将对其利用碳市场推动行业积极稳健发展、实现公众绿色低碳生活、推进全社会资源循环利用起到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新出台的标准填补了碳普惠行业在公众新能源车充电和智能垃圾分类场景个人碳减排量核算的空白。同时，标准还有一系列‘亮点’来保障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陶岚介绍，比如减排的量化评估是标准的重中之重。充电桩指南详细规定了基准线情景排放量计算、由充电桩提供电能的乘用车出行行为排放量计算。通过对比基准线情景下燃油汽车产生的排放量和充电桩充电行为产生的排放量，可精确计算出由充电桩提供电能的乘用车出行行为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还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和电力来源多样性等因素，并参考已发布的国标和该专业领域内重点关注行业的标准，使其更客观地反映公民绿色行为的碳减排量化效果。

而垃圾分类指南在符合国家标准基础上，针对社区居民通过支付宝、微信等平台扫码注册、精准分类和称重等先进垃圾分类场景，制定出可量化到居民个人的垃圾分类减排量。同时，还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垃圾碳排放特点，对于可回收物、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给出了基准线情景和智能垃圾分类情景下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通过对比准确计算出智能垃圾分类行为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创新多元化机制，精准量化、激励与记录每一次绿色选择

“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出行、不停车缴费、混合动力汽车出行等低碳出行场景；使用绿色节能产品、节约用水用电等低碳居住场景；无纸化办公、在线会议等低碳办公场景……”

除上述两项新场景标准外，中华环保联合会从2022年起陆续发布了《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涵盖住、行、办公等类型13个场景的系列标准。

“这些标准的出台是碳普惠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为绿色生活方式形成提供衡量机制，将有效推动碳普惠机制在更多地方落地发展。”陶岚表示。

碳普惠机制的落地也离不开技术平台的支持。陶岚告诉记者，中华环保联合会与绿普惠合作推出了第三方绿色生活减碳计量底层平台“绿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本”（ 简称“绿普惠云”），它的运行模式像一个漏斗：最上层包括公众衣、食、住、行、用、游等各种日常低碳场景，比如乘坐地铁、驾驶新能源车、购买节能家电等，公民的这些减排行为会被第二层的数字化企业给记录下来，同时授权记录到“绿普惠云”，依托出台的地方方法学，地方标准或者团体标准，将这些跨场景、跨平台的公众绿色行为进行科学量化、记录和汇总。

“‘绿普惠云’通过标准计算出的公众日常低碳行为减排量，会反馈给平台企业和地方政府，使他们实时准确的了解自身客户和当地公众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数量和减排效果，在企业的ESG影响力和地方政府展示‘双碳’领域贡献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陶岚告诉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形成了全面的个人数字碳账本，众多企业也参与进来对个人的减排成果给予激励，形成了正向循环。

比如，“绿芽积分”项目是绿普惠为四川省泸州市政府建设的碳普惠平台，也是绿普惠开展的第一个项目。项目纳入了泸州银行、泸州公交地铁等企业，当地市民可以通过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消费等方式获得积分兑换实物商品和礼券等减排激励。截至2024年6月，“绿芽积分”总注册使用人数超37万，日活跃用户超4万人，产生积分超5600万，累计减碳量超过320吨。整个过程实现了强感知，弱打扰，增强了公众参与积极性。

“不同于以往的项目级碳信用机制，碳普惠机制更侧重于通过鼓励和激励手段，让全球数十亿人的微小低碳行为汇聚成巨大的减排力量，实现‘积少成多’的减排效果。”陶岚告诉记者，但不同于生产端，消费端减排呈现“小规模、分散、多样、重叠”的特点，加上不同平台间可能出现的减排量重复计算问题，给精准量化低碳行为和规范激励机制带来难度。 

为解决这些问题，陶岚认为，接下来还应创新多元化的碳普惠机制。如应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和激励公众积极践行低碳行为；通过底层平台链接碳普惠场景方和激励方，有效对接需求；政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全民绿色低碳行动；另外，还要加快开发碳普惠标准和减排场景，完善丰富碳普惠激励与消纳体系，让公众的每一次低碳行为，都被记录和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核算时要注意公众的同一行为在不同平台产生减排量被重复计算的问题，实现滤重，精准核算出不重叠、准确的减排量，实现碳普惠机制的可持续运营。”陶岚补充道。